“航天七部曲”，李鳴生著，四川天地出版社2016 年1 月出版

“航天七部曲”是中國航天偉業(yè)的文學化通史，涵蓋了中國航天歷程里程碑式的重大成果，記錄了眾多“第一次”，同時也推開了中國文學一扇新的天窗。

中國航天起步于1956年。60年后，2016年1月，四川天地出版社推出作家李鳴生的“航天七部曲”，用這套非虛構紀實文學長卷展現(xiàn)中國航天事業(yè)一個甲子的悲壯歷程。

“航天七部曲”是李鳴生20年的心血之作，共計250萬字，包括《飛向太空港》《澳星風險發(fā)射》《走出地球村》《遠征三萬六》《中國長征號——中國火箭打入國際商業(yè)市場的風險與陣痛》《千古一夢——中國人第一次離開地球的故事》《發(fā)射將軍》七部。

評論家們稱，“航天七部曲”是中國航天偉業(yè)的文學化通史，涵蓋了中國航天歷程里程碑式的重大成果，記錄了眾多“第一次”，同時也推開了中國文學一扇新的天窗。

對科學來說，李鳴生是中國航天事業(yè)的“太史令”，記錄了中國航天事業(yè)的悲壯歷程，留下了一段珍貴的歷史；對文學來說，李鳴生則以精彩的航天文學開啟了新的創(chuàng)作空間，開辟一塊新的“風景”。84歲的著名評論家閻綱說：“航天七部曲”是中國文壇的一道亮光，為中國文學立了一功，從中不僅能讀出科技，更能讀出報告文學真的信賴、美的感染

《中國科學報》：說到科學技術類的報告文學，人們總會想到徐遲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，也有評論家把你稱為新一代的“哥德巴赫派”，你對此怎么看？徐遲對你的創(chuàng)作有影響嗎？

李鳴生：我和徐遲先生有過一面之緣。大概是1992年，他到北京時順便向人問到我的情況。因為那時我的第一部《飛向太空港》在《當代》發(fā)表后引起了一點動靜，并獲得1990~1991年全國優(yōu)秀報告文學獎，于是剛出道不久的我便有幸與徐遲先生見了一面，記得是吃了一頓烤鴨。那天徐遲先生對我的作品給予了不小的鼓勵，還談到了科技題材創(chuàng)作的難度問題。

徐遲是我十分景仰的作家，他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是20世紀70年代報告文學的經(jīng)典。但我沒有研究過徐遲先生的作品，他的作品對我沒有產(chǎn)生過影響，所以在科技題材的創(chuàng)作上我與徐遲先生沒有師承關系。盡管我們同寫科技題材，但徐遲先生是那個時代的一座高峰，我不過是這個時代的一方丘陵。就像兩個農(nóng)夫，雖同在一片土地耕耘，但時代不同，季節(jié)不同，他種的是高粱，我種的是小米，二者難有可比性。

《中國科學報》：你怎么想到要寫“航天七部曲”？是你一開始就計劃好的嗎？20年來你為什么堅持寫“航天文學？”

李鳴生：“航天七部曲”剛開始沒有計劃。我寫第一部時純屬偶然。那是1990年3月的一天，我看到一則新聞，說中國要用“長征3號”火箭在西昌發(fā)射場發(fā)射美國的衛(wèi)星。這個信息在腦子閃了一下，我便決定要寫這個題材，于是當即從北京趕到西昌采訪。

當然這偶然中也有必然，因為我當兵就在西昌發(fā)射場，尤其是1984年，我在發(fā)射現(xiàn)場第一次親眼目睹了中國火箭的發(fā)射實況，這對我的心靈和精神是一次強烈的震撼和沖擊，當晚我就發(fā)誓，將來我一定要寫一部書。沒想到寫了第一部，就一發(fā)而不可收拾。這實際上是一個從感性到理性、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。

至于為什么要寫“航天文學”,我想或許是冥冥之中上天的注定吧。第一，我從來沒想過要當兵，卻偏偏闖進了神秘的西昌發(fā)射基地，而且在那原始的大山溝一待便是十五年。這段特有的生命體驗對我后來從事航天文學的創(chuàng)作無疑有很大的影響。

第二，任何一個民族的歷史，總要有人記錄。中國航天的歷史驚心動魄，波瀾起伏，舉世矚目，非同尋常，自然應該有人記錄下來，留給后人，否則很可能就是一個空白。從行業(yè)本身來看，中國航天有兩大特點，一是近60年來幾乎都是在一種非正常的政治生態(tài)和社會環(huán)境下發(fā)展壯大的；二是中國航天人幾十年來都是頂著很大的壓力從事航天事業(yè)的，這種壓力包括技術和政治兩個方面，而后者的壓力常常大于前者。因為中國的所有重大航天工程幾乎都是政治工程。所以，中國航天是與中國的政治、科技、經(jīng)濟、軍事、外交、歷史、文化、民生等聯(lián)系最緊密的一個行業(yè)，因而也是矛盾最復雜、問題最敏感、沖突最尖銳的一個行業(yè)。我選擇航天，就是試圖通過航天這個平臺來反映和折射中國近60年復雜多變的歷史以及國際上的風云雷霆。

第三，當今中國，是需要一點精神的。航天精神的核心，說白了就是講真話，干實事，尊重客觀規(guī)律，只認真理，不畏權勢，實事求是，上對國家負責，下不糊弄百姓。而當今中國，最需要的就是這種精神。

第四，文學需要不斷發(fā)掘新的領域，拓展新的創(chuàng)作空間。人類自1957年起，就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——航天時代，但寫人類創(chuàng)造陸地文明歷史的文學作品居多，寫人類開創(chuàng)空間文明歷史的紀實作品卻少之又少；尤其是中國的紀實作品，微乎其微。而中國的航天史，就是中國的空間文明史。所以我的“航天七部曲”，寫的其實就是中國人如何開創(chuàng)空間文明的歷史。

《中國科學報》：不少作者反映，寫科技題材很難，你是否也覺得很難？都有哪些難點？

李鳴生：科技題材的寫作的確很難。一是采訪難。特別是早期，沒有現(xiàn)成的資料，一切靠自己去找線索。20世紀90年代初我寫反映“東方紅1號”衛(wèi)星的《走出地球村》的時候，幾乎就找不到一頁紙片的資料，我只能騎著一輛破自行車在中關村到處亂轉。后來通過一個一個的當事人、一點一點的信息，像大海撈針一樣才把那段歷史打撈出來，費盡周折也吃盡苦頭。

二是題材難啃。高科技知識浩瀚無邊，別說每個領域的深奧內容，光是把各大領域的名詞概念、基本知識、專業(yè)特點搞清楚就不容易。比如某一項高科技，它和國家的發(fā)展戰(zhàn)略是什么關系？它的科學價值和現(xiàn)實意義是什么？這些看起來很簡單的問題，我就得翻閱上百萬字的專業(yè)書籍和相關背景材料。

三是與科學家對話不易。我在作品里寫到的科學家，大多都是中國頂級的科學家，他們在人文學方面也相當了得。你若不具備基本的高科技知識和一定的認知水平，就無法與他們對話。加上科學家都是很有個性的人，如果你與他談不到一個點上，他很可能就不愿意跟你多談。這就逼著你必須老老實實地學習，硬著頭皮也要啃資料。另外這些科學家一年四季都很忙，很難約談，等上幾個月甚至一年半載是常事。而有的科學家干脆不愿接受采訪，擔心被寫了后會招致很多麻煩。因為幾十年來他們已經(jīng)習慣了默默無聞埋頭苦干，甘愿一輩子當無名英雄，發(fā)自內心不愿接受采訪，所以能推就推。

四是在敘事的轉換上很難把握?？萍碱}材不像愛情題材什么的，無論怎么寫讀者都能看得懂。高科技很深奧，非?？菰?，如果你寫的作品不能做到深入淺出，通俗易懂，讀者就沒有閱讀興趣，更不可能進入你的作品。所以寫高科技題材，必須把那些深奧枯燥的東西轉換成生動形象、饒有意味的文學敘事。而這個轉換，需要具備各方面的功力，否則，實現(xiàn)起來是很困難的。

五是突破“禁區(qū)”有風險，通過審稿很艱難。我寫“航天七部曲”，真正的難點不在寫作本身，而是如何突破某些“禁區(qū)”，怎么通過審稿。因為是重大題材，必然涉及許多重大問題，如發(fā)射失敗的問題，中央高層的決策問題，蘇聯(lián)援助中國搞導彈搞載人航天的問題，這些所謂的“保密”“敏感”問題都是“禁區(qū)”，都是“高壓線”，搞不好就會引火燒身甚至砸了飯碗。所以審稿就像一座座猙獰可怕的大山，從開始到結束，始終擋在我的面前，壓在我的心上，讓我無法放開手腳去創(chuàng)作。尤其是在早期，要突破某些“禁區(qū)”，觸碰某些“高壓線”，不是戴著鐐銬跳舞的問題，而是踩著地雷前行的問題。1990年我的第一部《飛向太空港》就被審查了一年多，我差點還受到處分。

《中國科學報》：除了“航天七部曲”，你還寫了《中國863》《國家大事》《全球尋找“北京人”》等，為什么你對科技情有獨鐘？

李鳴生：我認為科技在任何時候對人類都至關重要。正是科學技術的飛速發(fā)展，把人類從茹毛飲血、刀耕火種的愚昧時代，帶進了日新月異、美妙無窮的信息社會。進入20世紀后，人類所創(chuàng)造的科技發(fā)明和物質財富超過了以往所有世紀的總和。尤其今天，無論在時間上還是空間上，我們都無法離開科技。

所以我非常贊同英國著名現(xiàn)代物理學家保羅·戴維斯說過的一句話：“與宗教相比，科學能為人指出一條更為明確的通向上帝的道路?！币驗槿祟惖臍v史早已寫就了一個事實：政治和經(jīng)濟老是不斷重復上演著不幸的悲劇，唯有科學總是平穩(wěn)地創(chuàng)造并改變著我們生存的環(huán)境，并為我們的日子不斷帶來種種實惠。

過去我們靠科技救國，今天則要靠科技治國、強國、富國、衛(wèi)國！我們天天都在講現(xiàn)代化，現(xiàn)代化核心是什么？我認為就是科學社會化和社會科學化。今天的中國為什么問題很多，如腐敗、污染、搞假、混亂等，其中科學的非社會化和社會的不科學化，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。

此外，我非常敬重科學家。在我的眼里，科學家就是敢于盜火的普羅米修斯，就是默默啼血的布谷鳥！從亞里士多德到哥白尼，從伽利略到牛頓，從愛因斯坦到霍金，從錢學森到袁隆平，莫不如此。正是有了科學家，我們每天才能像呼吸空氣和沐浴陽光一樣享受生活。如果沒有科學家，這個世界不知糟糕成什么樣子。所以，用文學來書寫科學和科學家，理所當然，責無旁貸。